张玉能:我与《文学评论》的感悟

2017-06-19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张玉能

  张玉能,1943年8月出生于武汉,祖籍江苏南京。曾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美学要义》《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席勒的审美人类学》《西方文论思潮》《西方美学思潮》《新实践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张玉能自选集》《文艺学的反思与建构》,主要译著有《德国古典美学》《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美学文集》《席勒散文选》《席勒美学文集》。

 

  我与《文学评论》打交道并不多,也谈不上什么密切关系。但是,我与《文学评论》仅有的一点交往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有着一些特殊的感悟。趁着《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之际写一点文字,以作记念。

  我开始与《文学评论》直接打交道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文艺理论研究生。1980年10月我们文艺理论专业8位研究生由应必诚、秘燕生老师带领拿着蒋孔阳先生的介绍信到北京去作学术访问,先后访问了美学和文艺学的一些著名学者: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侯敏泽、陆梅林、程代熙等。我们访问侯敏泽先生就是在当时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进行的。不过,当我们一行10人找到《文学评论》编辑部时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侯敏泽先生所在办公的编辑部却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中摆着几张旧写字桌,桌子上堆满了稿件和书籍,周围也是一堆堆稿件和书籍、刊物,甚至连旁边楼道里也是堆得满满当当。侯敏泽先生招呼我们就坐,可是我们一行人只能让两位老师坐着,我们学生就站着聆听侯先生的教诲。我一看《文学评论》办公条件这么简陋,竟然不敢置信一本享誉国内外的名刊就出自这里。尽管当时改革开放新时期初始,百废待兴,条件自然艰苦一点,但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简陋程度确实令我们大感意外。不过,现在想想,办刊物靠的是编辑者,学者办刊才是关键。《文学评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权威刊物,就靠一代代像侯敏泽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就我后来所接触到的《文学评论》的编者,如钱中文、黎湘萍、党圣元、高建平、吴子林等,个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中的著名学者,而且大多都是学科带头人。正是他们的努力保证了《文学评论》的高质量、高水平。

  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当代文学与传统审美心理》(《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来稿撷英”栏目里,并不是全文发表的,可是还是有一点小小影响,《文学世界》1993年第1期就摘转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文学评论》选题用稿比较关注热点问题和学术趋势问题。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从1985年美学和文艺学“方法论热”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有一段时间主要集中在文艺心理学和心理学美学,继1986年在《文艺研究》第4期和第6期上发表《试论心理学方法在美学和文艺学中的运用》《论审美活动中的意志》以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艺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当时,文艺心理学和心理学美学确实在美学和文艺学中形成了热点。大概就是因为这,《文学评论》才把我的文章作为“热点”收录进了“来稿撷英”栏目中,表明编者的关注。翻开《文学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的热点问题在上面都有反映,不胜枚举。

  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时代需要这样的国学读本——评王先霈<国学举要•文卷>》(《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这是一篇书评,之所以能够在《文学评论》上登出来,首先当然是因为王先霈先生的名气,不过,从中我也可以感悟到《文学评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衷和推崇。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艺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是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强制阐释”之下发展的,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基本上“失语”了。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反思,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界得出了一个基本共识:应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在这样的形势下,王先霈先生的《国学举要•文卷》出版了。我觉得应该大力推荐这样与时俱进的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学的著作,就写了这篇书评,很快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出来。这无疑就表明了《文学评论》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学的积极态度。

  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三篇文章是《大众媒介、话语实践与文学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这篇文章针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大众媒介的图像化、平面化、虚拟化使得话语生产感觉化、消费化、幻象化,同时使得精神生产感性化、市场化、虚幻化,还使得中国的文学生产外在实像化、即时消耗化、生活陌生化等一系列变化,主张应该利用机遇,让文学生产利用大众传媒发挥多媒体化、大众化、象征符号化等优长,避免文学生产和文学意象失去内在心象性、深度思想性、现实真实性等审美特性的短处,利用话语生产的中介性促使文学生产与大众媒介相互促进,以加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大众媒介和文学生产的巨大作用。我想,《文学评论》之所以刊登这篇文章,那就是体现出编辑部的一种前沿意识,要在国家级的文学平台上表明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美学和文艺学前沿问题的反思和对策。

  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四篇文章是《实践转向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期实现了世界哲学史的“现代实践转向”,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步发展实现了哲学和美学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美学的“实践转向”极大影响了作为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文学批评。实践转向将使文学批评由意识形态分析转向实践分析,转向文化艺术及其产品本身;文学批评的实践分析将由反映论转向社会本体论,不仅关注文化艺术及其产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分析,同时注意文化艺术及其产品的符号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文学批评的实践分析还将由意识形态分析转向精神生产分析和话语生产分析,不仅了解文化艺术及其产品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而且揭示出文化艺术及其产品的审美意象性和审美形象性;文学批评的实践分析将首先分析研究文化艺术及其产品的审美存在和艺术存在,然后分析研究这种审美存在和艺术存在的政治倾向性的自由创造性显现,并综合其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统一性以判别评价其社会存在价值。这是我在1990年代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总结出的一种世界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下所产生的“转向实践”的发展趋向。因此,我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学“实践转向”对文艺学影响的文章,《实践转向与文学批评》这一篇就投给了《文学评论》,很快就给发表出来了。这使我感受到,《文学评论》对美学和文艺学的创新精神的提倡。尽管“实践转向”并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转向”联系起来,指明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转向”的根源性创新及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实践转向”的同步发展,却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而把“现代实践转向”和“后现代实践转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分析一番,也是我的一些研究成果。我想,正是这一点点的创新精神让《文学评论》看中了这篇文章,并且比较快地刊登出来。

  以上就是我与《文学评论》直接打交道中所感悟到的一点点关于《文学评论》的看法,写出来作为记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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